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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与法秩序的重塑

发布时间:2019-06-16 09:36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万物正进入一个被数据化并被计算的时代,而处理数据的算法正在书写人类生活的新篇章。算法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催生了新的社会经济模式并向社会治理领域渗透。

  现代社会所诉求的法治体系建立在人的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之上。首先,法律规范具有普遍性,即法律不考虑个体差异而普遍适用,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的过程乃是法律的具体化;其次,法律规范是抽象的、可预测的,法律是非人格化的;再次,法律的正当性在于普遍的共识,法律的权威在于法律服从者的接受和认可;最后,法律的实施是以中心化的国家权力为保证的。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以及算法对生活的统治性影响,立法者、法官和执法者被嵌入更为深刻的数据系统当中,那么法律本身的性质是否会因为数据化和算法的影响而改变其原有的形态,或者换言之,法律是否本身会演变为一种算法。法律作为调整人行为的规则,在法律的约束下,不同的个体行为会产生不同的法效果。以法律的观点看,不法行为和法效果之间的联结是通过归责概念而被建立起来的。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的降临,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个体的绝大部分行为都是在接入网络之后才发生的。这为规则的应用拓展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既然个体的行为被理解为数据流,那么其行为的效果自然要经过算法的拣选、过滤和审视而生产不同的效果。是否可以通过归责这一概念来描述行为的输入端和算法效果的输出端,还需要从法理上进一步讨论。但是,从“人的行为—算法—效果”与“人的行为—归责—效果”的角度看,二者之间具有相同的结构。将代码和算法引入法律,能够自我学习的算法不仅会与法律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可能会引入算法创制的新的规则。

  如果我们采取一种数据主义的观点来理解世界,那么算法就将成为数据世界的律法。无论从算法的制定、算法的执行和算法技术的监管角度,算法作为数据世界的律法将与现代法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如果现代法律规范以普遍性为特征,那么算法将以特殊性为首要考虑。如果现代法律是非人格化的,那么算法将体现出人工智能的某些人格特质。如果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前提在于人们的普遍共识,那么算法的权威在于自身强大的运算能力。最后,现代法律的实施以国家为中心来保证,但就算法制定和执行而言,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无所不在却又无从寻觅。数据世界的律法有自身的生长和演化方式,当算法具备了自我复制、自我进化的能力,算法不再依附人而存在,相反人依附算法而存在。从存在论上,人既不是自然世界的立法者,也不再是自由世界的立法者。因此,既然算法问题乃是一个人的存在论层面的问题,为了人类与算法能够共存,就必须为算法设定最低应用条件。而设定最低条件的立法行为,我们可以称其为算法与人类共存的制宪行为。姑且不考虑这种制宪权的主体和行使方式,单就内容上,此宪法应该包括:(1)为了捍卫人的主体地位,算法的制定权力必须最终掌握在所有人的手中而不能交由资本或者拥有算力的少数人;(2)算法可以复制,但是如果没有得到全体同意而算法试图自我演化的话,则应当启动自毁程序;(3)算法可以约束人类的行为,但其制裁力应以不伤害人为限。

  数据化与算法时代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法秩序结构与个体的行为模式,掌握数据及数据分析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种对人的控制力。算法可以如法律一样成为社会治理的有力工具,然而算法并非客观的、普遍的和可预测性的法律,算法强大的自我学习能力是需要警惕的。算法作为数据世界的律法必须为其设定最低限度的运行条件。人若不能成为算法的立法者和控制者,那么算法就将成为人的立法者和控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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